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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中学的一面镜子!  

2011-08-04 12:44:18|  分类: 学校建设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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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北有南开,南有扬中”,这是1930年前后社会上开始流传很广的两句话,是对两所中学很高的赞誉。  “北有南开”,是指天津私立南开中学;“南有扬中”,是指扬州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,也是我的母校,我在那里学习六年。
  当年社会上对这两所中学之所以如此赞誉,是由于它们办得确实非常好。究竟好到什么程度?考虑再三,现在我敢于毫不夸张地说,它们实施的就是素质教育。当时并没有“素质教育”的说法,但现在回过头来看,它们的办学思想和所作所为,就是近一二十年来号召实施的素质教育。我是过来人,七十年的岁月虽然过去了,但往事并不如烟,记忆犹新,将前后联系起来看,当时在这两所中学以及其他办得好的中学,我们所受的是实实在在的素质教育。
  2002年10月,扬州中学成立100周年,出了一本《扬中往事》,都是校友写的回忆文章,内容很好。我也写了一篇,题为“我很幸运”,意思是我在扬中当了六年学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。可惜这本回忆录是内部赠送,没有公开出版,只有个别文章由学校推荐给光明日报发表,我写的那篇是其中之一。
  但令人高兴的是,抗日战争时期曾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的将近200位校友写了许多回忆文章,由刘鹤守编了一本回忆录,书名《沙坪岁月》,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开出版。我看了,非常好。而且在了解了当年南开中学的很多具体情况以后,我认为南开中学在某些方面办得比扬州中学还要好。如南开中学的课外活动真是丰富多彩,比扬州中学只有体育活动而无其他内容好得多,这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极为有利。
   南开中学究竟好在哪里呢?我曾经想通过将近200位校友的回忆文章加以概括,但在仔细阅读《沙坪岁月》以后,我觉得还是编者刘鹤守发表于《博览群书》今年第5期《“精神贵族”的摇篮》一文概括的最好,我将该文中的有关部分摘录于此(个别地方有删减)。这决非“愉懒”,而是实事求是,并力求最佳效果。他是南开老校友,是过来人,有亲身的体验,又是此书的编者,当然写得很全面,很准确。这就好像我回忆扬州中学,要比非扬中校友熟悉很多一样。刘鹤守是这样写的:
  精专敬业的教师。个个都是饱学之士,又能循循善诱。他们立志终生从教,安贫乐道。有的本来可以在大学教书,却宁愿到中学来,认为中学阶段对青年至关重要。学生上课听得津津有味,“下课铃响,才如梦初醒,回到现实。”由于师生的投入,在课堂上学生把课业听懂记住,以至不须课后更多的复习。
  高升学率。学生学习认真勤奋。当然,报考南开者众,只有几十分之一的录取率。入校后,考试升级制度严格,不管是谁(达官贵人子弟也不例外),考试及补考成绩不及格者或留级或退学。故顺利读到毕业者只占六年入读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(高淘汰率)。故毕业生升大学率接近百分之百,同时考三个大学者大多都被录取。
  体育、美育、技艺活动多姿多彩。校长常说:“不会玩的是傻孩子”。学生下午三点半后离开课堂,参加球类、体操、话剧、京戏、歌咏、器乐、壁报、绘画、摄影、劳作、无线电等等各种课外活动,培养学生十八般“武艺”,校园一片欢乐声。各项活动成绩斐然。篮球、足球比赛战胜大学队,垒球比赛与美军对阵。音乐演出不亚专业团体,校际比赛,迭居榜首。话剧演出过《北京人》、《少年游》、《娜拉》、《风雪夜归人》等多幕剧,京戏演出过《西施》、《坐宫》、《女起解》等传统和新编剧。
  寓乐于教,陶冶情操。体育贯穿Sportsmanship(运动家精神),内涵包括Fair Play(公平比赛,光明磊落)原则和Teamwork(团队精神,合作协办)的要求。戏剧演出活动使人获得艺术的享受,也使人受教育。演员自咏:“捧出心演戏,演戏需入戏。人生欲何求,追求真善美。”校园的歌声净化心灵。“月儿高高挂在天上,光明照耀四方……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,记起了我的故乡……”家国之悲在青年学子心中烙下永不能磨灭的刻痕。
  抗战时生活的艰辛和良好教育。敌机轰炸频仍。学生穿划一的校服,男生光头。素食,菜肴不足。住校,回家交通不便。学校执行严格的作息、请假制度。宿舍整洁,床上铺得像豆腐一样方方正正。设有“镜箴自鉴”,在校门穿衣镜旁刻有箴言:“面必净,发必理,衣必整,钮必结。头容正,肩容直。气象:勿傲、勿暴、勿怠。颜色:宜和、宜静、宜庄。”让学生按此养成卫生习惯和文明举止。
  同窗情深。同学来往从不论对方的家庭背景,甚至不知道、不探问。大家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,平等和睦相处。
  以天下为己任。南开校训是“允公允能日新月异”。公的教育处处体现在学校各项活动之中。学校最有特色的一项活动是每周邀请不同政治派别、不同观点的名人来校演讲。他们讲国际大局、抗战形势、时政财经以迄天文地理、文化教育、科学技术、修身养性、立志报国等,无所不包,大大开阔学生的视野。有一次马寅初演讲指名道姓抨击财政部长孔祥熙贪婪,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  如上所述,无甚高论,无非办学外则不攀权贵,不牟金钱则择徒从优,择师从优,教育从严,得天下英才而教之。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。所培养出的学生(外界)称之为“精神贵族”,其实就是具有独立意志、独立人格、尊重社会,有责任感的公民,具有远大目标、高尚情操,丰富学识,平常心态的精英分子。他们有异于没有头脑的工具,追逐享受的宝贝。
  南开中学为何能办得如此之好?根本原因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校长张伯苓(1876—1951)。
  张伯苓原来是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,1895年毕业时适逢甲午中日战争我国战败。他痛感丧权辱国,转向教育救国。1904年,在前贵州学政严修(范孙)的帮助下,在天津创办私立学堂,初名敬业中学,1907年迁入南开新校舍,改称南开中学。1919年他办南开大学,1923年又办南开女中,1928年又办南开小学,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。张伯苓似乎预见到形势的严峻,1936年又在重庆办重庆南开中学。今年10月,南开要纪念“南开百年”,就是从1904年他办私立学堂算起的。
  张伯苓曾自述:“我既无天才,又无特长,我终生努力小小的成就,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。”他还常常引用一位朝鲜朋友的评语:“张伯苓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人,不能跟同时代的杰出人物争一日之短长;但他脚踏实地的苦干,在他的工作范围里,成就非凡。”(转引自刘鹤守未发表的论文《张伯苓之路》)。
  我曾在另一篇文章里写过,对我国上个世纪上半叶的老一辈大学校长,我最钦佩的是蔡元培、张伯苓、竺可桢和梅贻琦。比之于公立大学,而且是国立,私立大学要难办得多。而张伯苓却克服困难,办了一系列私立学校,都办得很好。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唯一的一位,应该获得人们应有的尊敬。遗憾的是近50年来,张伯苓却被冷落了。有鉴于此,我不得不多费点笔墨。
 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逝世,周恩来获悉以后,立即赶到天津前往张府吊唁,并对在场的南开校友讲话:“人民政府对张校长很关心,对他寄予希望。”“张校长办教育这么多年,确实是有贡献的。”并由周恩来领衔,组成有傅作义等参加的治丧委员会。举行追悼会,周恩来送了花圈,绸带上写道:“伯苓师千古,学生周恩来敬挽。”1979年10月,为了永远怀念爱国教育家张伯苓,天津市人民政府隆重举行仪式,将其骨灰安放于天津烈士陵园(引自《中国现代教育家传》第一卷中梁吉生的文章)。毫无疑问,这就是对张伯苓的盖棺论定。
  写到这里,需要再回到前面去。已经说过,当年除南开中学与扬州中学,全国还有一些办得好的中学。
  文化大革命后,钱学森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教育的文章(可惜没有找到原文,题目也忘记了),主要谈他自己的感受。他高中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的,三年当中学得很好,也很愉快。主要原因是教师水平高,教学方法也很好。每逢考试,无须临时特别准备,一般都能取得好的成绩。
  1936年,我考进武汉大学,听老同学说,每年录取的新生来自湖南的总比湖北本省的多,省教育厅觉得不大光彩,特地办了一所高级中学,调集最好的教师,目标对着武汉大学。1949年8月长沙解放,我南下去湖南工作了将近四年,了解到湖南的中等教育是比湖北办得好,尤其是长沙,有的中学确实办得很好。
  我是江苏人,当年除扬州中学,其他城市几所省立中学也都办得不错。
  南开中学与扬州中学之所以受到特殊赞誉,我估计与升学率有关。这两所中学的升学率都接近百分之百。那时虽然由于各国立大学招生人数不多,都是五个以上取一个,但中学毕竟没有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,施行的一般都是比较合理的办法,特别注重师资水平。所以我敢于毫不夸张地说,以南开中学与扬州中学为代表,当年实施的一套实际上就是素质教育。
  作为《沙坪岁月》的编者,刘鹤守在书中慨叹:“当年学府的冰清玉洁,是否可作为时下的一面镜子呢?”
  回答是肯定的,应作为时下的一面难得的镜子。当年能够做到,现在有关条件比过去好得多,为什么不能做到呢!?

 

  朱九思 男,江苏扬州人,1916年生。
  我国著名教育家,日本国立广岛大学名誉博士。1936年入武汉大学学习,1937年12月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执教,1953年——1984年任原华中工学院副院长、院长、院长兼党委书记等职,为华中科技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,其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1985年至今从事高等教育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,现任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。
  主要研究方向:高等教育管理。出版学术著作《竟争与转化》、《高等教育刍议》、《高等教育散论》、《高等教育管理》4部,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。先后主持国家级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多项,指导研究生30余人,其中博士生9名。

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《中国教育报》2004年9月16日第5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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